"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变，城市化又使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。未来的农业、农村、农民，将是什么样的？在刚刚出版的《后院：发展什么样的农业》一书中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、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，正在试图以更通俗的方式，探讨现代化进程中，传统农业的转型之路。近日，新京报记者对话朱启臻，探讨乡村振兴时代、农业现代化推进中，农业农村的未来图景。
朱启臻新书《后院：发展什么样的农业》。朱启臻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，著有《留住美丽乡村》《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》《生存的基础》等。受访者供图
新京报：《后院》并非一本专业著作，而是一本通俗读物，作为三农领域的专业学者，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？
朱启臻：写《后院》的一个初衷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农业，农业有什么样的特殊性。农业似乎是大家都熟悉，但又十分复杂的领域，很多人凭着自己的想象讲农业、实践农业和理解农业政策，结果常常遭受挫折，失败后还不知道导致失败的原因，出现了屡败屡战的现象，我把它叫做“看不懂图纸就施工”。面对这种现象，感觉到有义务把自己多年对农业的思考写出来。因此，《后院》要传达给读者的，就是农业到底是什么，农业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，如何把握农业的规律，选择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，避免犯颠覆性错误。
新京报：作为专业学者，你在这本书中，又是从怎样的角度去阐述农业呢？
朱启臻：《后院》重点讲述了三种关系：农民与农业关系，农业与政府关系，政府与农民关系。
从农业的自然属性看，农业对象具有生命性、季节性、周期性、风险性等，这决定了农户经营的适应性和不可替代性，坚持农民农业生产主体地位，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。从农业社会功能视角去看，农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，政府对农业则有天然的责任，这也是政府支持农业与保护农民利益的依据。在未来，更需要解决的，是应该支持谁，支持什么等问题，以此提高国家支持农业的有效性。
农业生产与乡村的关系，也是当前农业发展中，非常重要的问题，目前实践中，存在农业生产发展与乡村建设两张皮的现象。一方面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，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农业与乡村的关系，存在大量类似“拆村并居”等消灭乡村的行为，抵消了发展农业的努力，影响和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，削弱了国家可持续农业能力，直接威胁国家农业安全。因此，通过探讨，厘清农业与乡村的关系，对形成乡村振兴的全社会合力具有重要意义。
新京报：农业作为第一产业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，和传统时代农业的地位完全不同，怎么看待这种变化，如何重新定位农业？
朱启臻：农业的地位高低从来就不是靠占GDP比重来衡量的，哪怕未来农业创造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，农业的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。因为无论社会多发达，人们多富有，人都要吃饭，这个事实是永远不可改变的。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，社会越发达，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，农业的地位就越高，从事农业的人就越会受到社会尊重。否则，没有强大的农业实力做保障，再多的财富都是零。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，未来农民数量会大幅度减少，农业在GDP的比例会持续下降，但农业的地位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会得到显著提升。中央提出要把农业变成有吸引力的产业，把农民变成受羡慕的职业，就是由农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。
新京报：在今天，还有大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生产模式，这和具有现代特征的家庭农场、农业合作社等新兴经营主体是怎样的关系？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？
朱启臻：这也是我在《后院》中着重阐述的问题，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：农户是最适应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，没有之一，这是农业特点和家庭特点所共同决定的。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。由于对农业特点、性质缺乏必要的理解，面对农户经营存在的问题，实践中很多所谓创新大多是违背规律的，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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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：怎样才能找到符合农业规律又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呢？
朱启臻：正确的做法是在尊重农户经营基础上的创新。就像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和推动的那样，在乡村振兴中，突出培养两类主体，家庭农场和合作社。家庭农场定义很简单，就是指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单位，于农户来说，依然是自己给自己劳动。与小农户不同的是，家庭农场通过特色农业、融合农业和适度规模农业，可以为农民提供充分就业，让农民获得较高的农场经营收入。家庭农场有很多优点，其中最大的战略意义或优势，在于可以为国家培养稳定的高素质农民，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是家庭农场的稳定性特征，培养农民对土地的感情，为农业后继者的培养提供制度保证，老子干不动了，儿子接着干，这样，稳定的高素质农业生产者队伍才能得以形成。有了这样一支队伍，国家的农业安全才有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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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：在今天，职业农民、雇工农业现象已经较为普遍，一直有学者认为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，你认为这会是未来农业的模式之一吗？
朱启臻：有人崇尚雇工农业，雇工农业最大的问题，不仅在于成本风险，还在于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农业劳动者，进而导致农业的短期行为和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。可以看出，家庭农场就是扩大版的农户，与农户经营一点也不矛盾，而且是农户经营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家庭农场也会存在诸多问题，要通过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来解决，合作社就是这个把家庭农场和农户联合起来的高级组织形式。把众多家庭农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，所体现的正是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专业化、综合化的现代农业方向。从农户到家庭农场，再到合作社，组织形式有变化，但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和尊重了农民主体地位。实践中以排斥农民主体地位为特征的所谓创新，是违背农业规律的，鼓励的多是农业生产的短期行为，追求眼前利益，因此是不可持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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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：在今天，许多人对传统的乡村抱有特殊情怀，你认为这样的情结或情怀，是怎样产生的？
朱启臻：乡村情结是对乡村的情感体验，人们怀念乡村，是因为乡村曾经给人们提供了诸多美好的记忆，也在于人们曾经为乡村建设付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。利用乡村情结，可以汇集巨大的乡村振兴力量。事实上，不少乡村就是在具有浓厚乡土情结的“乡贤”努力下实现振兴的。但是我们必须看到，乡村振兴不能仅仅靠乡土情怀，而是要从理论上认识乡村的存在与农业发展的关系，并从制度上给予保障。这也是写作《后院》的主要目的之一。
新京报：振兴乡村，重建乡村，是当前社会的大趋势和热点。这其中有许多学者持乐观态度，但也有学者表示担忧，纵观国外，现代化进程中，农业仍在，但乡村消失的例子也不少。我们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，重建起一个完整的乡村，那样的乡村，又该是什么样的？
朱启臻：乡村正是为农业生产而诞生，并在适应乡村生产中成长和发展，中国的农业生产与乡村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有些乡村既不适合农业生产，也不适合农民生活，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自然消失了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而那些适应生产和生活的乡村就逐渐发展壮大了，并发展出一系列适应乡村生产的功能，如多样化的种植业、养殖业、特色农业、循环农业、丰富的手工业等，这些都是依存于村落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。如果看不到乡村的这些特殊价值，人为地消灭村落，会使乡村产业遭到毁灭性破坏，如拆一处房子荒一片耕地，庭院经济消失，循环农业破坏，乡村手工艺失传，传统农业文化失去载体。更严重的是，违背农业特点的一些错误发展理念，把农业推向了不可持续的境地。发达国家的农业都在向中国汲取传统智慧，中国只能把乡村建设得更好，如果说什么样的乡村才是更好的乡村，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看这个新建设的乡村，是否更适合发展农业，而且是可持续的农业。
文章来源：新京报。由“中农富通”公众号编辑整理。内容旨在提供更多行业资讯，如来源标注错误或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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